百億預算買不來一次成功連線:搶票系統年年崩潰，問題不在工程，在採購

凌晨十二點整，數十萬人同時按下「立即購票」。三十秒後，轉圈圈。一分鐘後，白屏。這不是哪一年的孤立事件——從演唱會搶票、振興券預約到各類報名系統，「開賣即當機」幾乎成了台灣數位服務的固定劇本。數位發展部2022年掛牌，統籌國家數位政策，但為什麼砸下以百億計的預算，換來的還是同一個畫面？

瓶頸不在伺服器，在制度設計

從工程角度看，搶票是一個教科書級的流量問題:瞬間湧入、讀多寫少、庫存競爭。國際主流解法早已成熟——前端用佇列吸收峰值流量，後端用分散式快取擋住資料庫，庫存扣減交給原子化操作。技術上，這不是難題。

難的是，這套架構幾乎不可能在政府採購框架裡誕生。

政府標案以「最低標」或「異質最低標」為主流，得標關鍵是文件完整、價格夠低、驗收好過，而不是系統在高併發下的實際表現。一家公司若提出雲端彈性架構，得先面對採購法對「勞務與技術規格」的層層綁定；若選擇傳統的本地主機加一次性開發，反而容易過審。制度正在系統性地獎勵平庸。

留不住人的不是薪水，是工作內容

更結構性的問題是人才。業界普遍觀察到，能處理高併發系統的資深工程師，在民間企業的薪資與技術挑戰都遠優於政府標案環境。標案文化下，工程師的工作常常是應付規格書與驗收文件，而不是迭代優化。

這形成一個惡性循環:制度逼走好工程師，系統品質下降，出事後再加更多規範與審核，讓環境對工程師更不友善。每一輪循環，都在把最需要的人才往外推。

對照英國與愛沙尼亞:制度可以不同

英國政府數位服務（GDS）的經驗常被引用:政府自己組建常設的工程團隊，用產品思維取代標案思維，工程師對系統負長期責任。愛沙尼亞更早走這條路，把政府當成一個持續營運的軟體組織，而非一次一次發包的專案。

台灣不是沒有嘗試。數位發展部之下有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等建制，公部門也開始出現「產品經理」職稱。但只要大宗系統仍走傳統採購，個別亮點改變不了整體結構。

解方存在，缺的是政治決心

可行路徑其實清楚:擴大政府內部的常設工程能量、讓標案評選把「營運實績」看得比「文件厚度」重、對高流量系統導入壓力測試的強制門檻。每一項都有國際前例，每一項都動到既有利益。

下一次系統崩潰時，真正的問題不會是「伺服器為什麼不夠」，而是:我們什麼時候才願意承認，買得到設備，買不到制度？